《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万历的悲剧跟他个人是否奢侈懒惰，荒淫无道其实关系不大，他只是被供奉在那里的一个傀儡。真正的灭亡原因从明朝整个体系建立之初就注定了，自然也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创业之初连兴大狱，大力打击各省大地主和大家族，株连甚广，丧生者逾十万，为的就是打造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希望大家回归男耕女织的单纯时代。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朱元璋没想到的是征服不用技术、经济扶植民众，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贷款，一有什么变故只得寻求民间的高利贷。时间发展到明朝中叶，高利贷者通过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巧取豪夺，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了新的大地主。
由于当时主要是以碎银为通用的货币，它不是政府统一发行的，一般的富裕家庭不妨带买田，没有银行让你存，只能打成金银器皿埋在土地里。这样一来，市面上流通的钱就更少了，也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农民借贷更不容易，商业更萧条，失业者更多，高利贷者更活跃，社会危机其实从万历爷爷嘉靖那一代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在酝酿。
不过好在万历8岁登基时身边有个“理财小能手”，他的老师、文渊阁的主人张居正。
《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关于赈灾有一段精彩的辩论：
张居正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洪武皇帝建立的文官制度力崇简朴，希望靠道德来管理官员，给予官员的俸禄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获取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了。地方官主要靠规定的税额外抽取附加税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而京官则靠地方官的供奉，形成了一整套的盘剥体系。
张居正力图挽大厦之将倾，凭借着自己旺盛的精力和财政上的专长亲自审核政府账目，清查土地，查究边放，逮捕违法官员，甚至在当年那个还没有Excel的年代设计各种财务报表，力图通过大全独揽的形式加强行政效率，推动税务改革。
这样的好处是明显的，在他主持大局的十年里，国库日渐充实，东南倭寇在他提拔的戚继光的打击下基本绝迹，北方的“虏患”也已不再发生。但坏处是他并没有让体制产生大的变化，只是以自己为中心任用自己熟悉的觉得有用的人帮他推行政策，对于那些他认为只会诗词歌赋的文人敬而远之，这种一言堂的作风自然是动了文官集团的蛋糕。而他本人就和和珅一样，积攒下来的钱财、收受贿赂也是不计其数、落人口实。
随着张居正一死，文官集团掀起了猛烈的反攻倒算，万历这才后知后觉，原来我的老师是个欺君毒民、卖官鬻爵、把持朝政大奸大恶之人啊。
准备励精图治的万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丈量土地，作为税收的依据，皇帝的本意是实行仁政，查清张居正在位时到底有没有过于激进，到底有没有强迫地主多报耕田，本意是想给人民减税，哪知道实施下去就变味了。过去为了中饱私囊偷摸藏着掖着没有彻底丈量土地的成了青天大老爷，严格清查土地征税的官员则被打成了张居正的同党被参劾。
这么一套党政操作下来，皇上这才明白，一个张居正好除，但真正的顽疾难解。
这些标榜自己的道德模范没了张居正这个靶子，攻击的目标自然就转向了皇帝，以劝谏的名义，强迫他在他们设置的种种规范内行事，不能让他放开手脚去做想做的事，简单来说就是拿道德绑架你。
可想而知，这皇帝越当越没味。
闹脾气的皇上碰上装傻充愣的首辅，在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以立储问题为导火索，皇帝与大臣们的矛盾集中的爆发。皇帝开始以消极怠工、不见群臣的方式表达着对整个制度的不满，而这时间，已经再无张居正了。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与世长辞，而就在随后的1588年1月17日，阴历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也离开了人世。
一个是道德文章滋养下成长的敢于抬棺死谏的清官代表，一个是以一己之力扭转明朝军事落后的抗倭英雄，他们为何都没能拦下这辆失控的马车呢？
先说海瑞，他以举人出身进入仕途，没有考取过进士，“学历不行”，再加上他经常直言抗命，顶撞上司，所以晋升非常缓慢，到了45岁的时候才刚刚混到知县。
1562年，嘉靖皇帝手下历任首辅20年的严嵩倒台。在严嵩在位时就敢和严嵩集团作对的海瑞一下子声望大增，不久升任户部主事，但他并没有安于本职工作，而且搞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新闻——骂皇上。
海瑞遣散仆人，跟妻儿老小诀别，买好了棺材，开始上书骂皇上，说嘉靖皇帝昏庸无能，每日求仙问道不理朝政，还整天以为自己是尧舜再世，实则几十年尸位素餐、一无是处。
海瑞这次真的是天下闻名，不过代价也挺惨的，被锦衣卫抓进东厂，关了十个月受尽折磨。一直到嘉靖皇帝驾崩，隆庆皇帝登基，才被放了出来。
一味强求道德作用的海瑞以为靠着不怕死的进谏就能使整个社会扭转风气，也难怪最终落下一个郁郁而终的下场。
相比起来，戚继光就要圆滑的多。1555年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在当时一支五十人倭寇小队杀人越货、直捣黄龙，越过杭州、迫近芜湖，绕着南京兜了个圈又退回去，如入无人之境。
猖狂至此，可见当时地方军队战斗力水平之低，这才有后来戚继光站了出来操练新军、抗击倭寇，北上抵御蒙古的故事。
可为什么这样一个近代化的军队，随着戚继光一没，又不行了呢？实则问题还是在制度上，非人力所能扭转。
在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庞大的帝国实则是无数小的农村形成的集合体，各个单位自行筹措后勤，中间缺乏统一的调控，比如武器就没有标准，大家各做各的，火器还经常性炸膛。国家机构没有统一的军需后勤，自然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的军队。
戚继光的方法是有什么就用什么，给什么就充分发挥。兵少没关系，设计鸳鸯阵，推行连坐制，激发血性和倭寇死磕。
赴任总蓟州军务，对抗蒙古骑兵部队，原来的鸳鸯阵不管用了，又新创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战术。到任三年，就打的蒙古的骑兵立誓不再进犯。
国家重文轻武没关系，紧紧抱住张居正的大粗腿不撒手，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十五年，是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正是张居正帮他压下了那些反对的声音，获取比别人更多的资源，改良军备，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但是张居正一死，他一生的经营也付诸东流、打回原形，给张居正献美女、金银，旧事被翻出来大加弹劾，到最后，家财散尽，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
古老的帝国也错失了军备改革机会，三十年后，一股崛起于白云黑水间的新的八旗力量即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取而代之。
《万历十五年》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历史类书籍不同，并没有简单的按照时间的顺序去记述每一年发生的故事，去探究每件历史事件背后的好坏，而是选择退后了一步，站的远一点，用一种整体的眼光去弱化个人的作用而强化制度的大趋势。
这正是黄仁宇先生说的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这种写法下的人物是忠是奸，是黑是白，不再能够仅凭几句记载单一地判断出来。